12年前某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时在天狮任职的骆超、王君平，一起在武汉最有名的露天宵夜市场吉庆街畅饮。

　　“你们最近有什么难处吗?需要怎样帮?”他们中的一位询问我。他们嘴里的“你们”，是指刚刚转型到直销行业的《成功》杂志。我们因为工作而有接触，我们关系不错，但他们要热络地帮我，还是挺意外的事。

　　“没难处，不差钱。”我忘记了当时是一个什么语气，我记得是满不在乎的，也许一边还在大口吃菜。我说了假话，因为我要面子。

　　他们回去后不久，用一种不伤害我的自尊心的方式支援了我：订购了两万本《成功》杂志，还签了一份合作协议。这对于我们，是一场及时雨。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件温情而善意的事情。

　　忘不了学识渊博、宅心仁厚的骆超大哥，和我一样属于处女座、心思细腻、聪慧有加的君平老弟对我的情意。用君平的话来说，处女座是别人走不进内心的星座。在这一点上，也许他懂我，替我解了围。

　　最近，有一点企业和媒体的对立情绪在滋生。我想起了这个小事。

　　这算是企业帮助媒体的一个事例。当时的直销企业，境遇和实力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合作是零敲碎打的，有一桩没一桩。

　　像现在这样住豪华酒店，看美色诱人的风景，喝红酒，吃三文鱼，这些场景一样也没有。

　　当时，记者们参加企业会议，会和经销商一样乘坐通宵长途大巴远赴千里之外，第二天一早，面憔心焦地准备好采访机(用磁带的)、笔、本子，开始工作。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个中艰辛，不一而足。

　　那是一个糟糕的从业时代，但是现在看来，那也是个最让行媒骄傲的年代，它能听到来自企业的喝彩，来自市场的感激，而且行媒对于直销，有着“再造”的恩典，因为在国家立法前后，相对于淹耳一片的“传销”声，“直销”这个概念是很难伸头的。尽管它有它的不确定性，且出于折中的目的，但它是直销人最美味的甜点。只有我们这些行媒人能够坚持这样叫。

　　如今我抚读着十多年前的《知识经济》《直销》《成功》，每一篇都凝聚着直销媒体人的心血。什么是直销?直销和传销有什么区别?怎样陌生拜访?怎样搞家庭聚会?怎样扮演好A角色?这都是从最基本的内容打起。在当时的市场，最好的工具流就是这些刊物。

　　“直销”这个概念如今能够深入人心，实在是拜早期行媒坚持不懈地宣导、讲解所赐。我在不久前的一次企业和媒体的见面会上发言说，没有“我们”行媒这些年的努力，“直销”这个概念根本就打不出来。也许到现在大伙儿在社会眼里还是传销分子。

　　也许会说国家有立法啊，国家就叫咱们是直销。好吧，你什么时候看到政府开动主流媒体机器来宣传你做的是多么地合法?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传销分子统统抓起来，就连“直销”二字，它们一直都懒得提及。

　　那时候，只要是杂志封面上有“直销”这样的字眼，有公司的名称，都热卖。相对于主流媒体的一片缄默，行媒的热情、专业、执着、用心苍天可鉴。外界的冷漠，造就了自己团结。

　　诸神渴了。

　　行媒和直企以一种共生的状态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路程。这就是一个共同体。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所说的：共处于一个空间的人们总是组成一个相对于新来者的共同体。

　　媒体是心智和机器的神奇组合。唯有它，能够对行业和企业作出正确的解读，影响大众。

　　在如今，很多直企对行媒从业人表示了真正的尊重，对媒体的作用认识也到位，中脉、隆力奇、康美、尚赫……这可以是一大批名单;有一些企业迷信中央级的官媒，慢慢冷落曾经并肩战斗的行媒;只有极少数的属于企业方面的人士，对行媒表示出轻蔑。

　　一位直企的职业经理人曾经说：连《人民日报》、新华社我都不怕，还怕这些小媒体?一下子把媒体划到对立面去了。

　　不知道说这个话的语境是怎样的，也许他那会儿有点心烦。但这是一个欠缺沟通的态度。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还有更勇敢的，中国民科连霍金和爱因斯坦也是敢灭的。

　　我想到了突尼斯小贩，很多小的，后来变成大的。

　　我一向忌惮和企业高层交往，在那些大人物身边我总是非常不自在。一方面我要保持上层建筑或者形而上的形象，一方面我对身上带有威权性格并能够一眼看穿我的人很畏惧。在他们眼里，我不就是个要钱的吗?

　　如果我早一点读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事我读它干嘛啊!)，我就会坦然得多。昂扬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依据这本书的理论建立的。如果再读到利兰·赖肯的《入世的清教徒》，我就更不怕了。这本书介绍，清教徒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视金钱为粪土，在其工作伦理中不仅包括勤奋与节俭，还包括创造财富、金钱合理的信念。

　　一个机构要存活运转，一个人要养家糊口，这都离不开通过诚实的劳动创造财富。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用诚实的劳动赢取财富也并不违背任何法理，那就让其存在下去。一切都有价值，一切交换都基于价值进行。

　　如果12年前的事情发生在现在，我一定会对骆超、王君平说：是的，我有难处，你们帮帮我。

　　前不久的某一个傍晚或深夜，我忽发奇想，觉得现在直企发展起来了，有钱了，“养”一下行媒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

　　我在心里找了很多理由，希图先贤、达人、圣哲的金句加强我这个妄念的说服力，什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甚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还有，“捏一个泥巴，你中有个我，我中有个你”，“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等等。

　　我想到最贴近的仍然是：苟富贵，勿相忘。我想以赤诚相见的姿态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那么多苦日子过来了，现在一方过得好了，拉扯一下另一方是不是天经地义?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脑子瓦特了?企业怎样看的我不能决定。我知道很多企业并没有忘掉一路走过来的媒体伙伴，在我看来，还是做好媒体人的事情再谈其他吧。

　　纯媒体没有日子过得太好的。WordSmith们也来抢饭碗了，可尽管如此，有深度的文章还得一帮子记者老爷来干。如果有一朝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一切，我会很高兴的。老实说，我宁愿打扑克也不愿写文章。

　　有些人生下来就只能靠写文章过日子。

　　在如今大大小小的数十家直销行媒的从业人员里，一部分是有情怀的人，对于这个行业，他们尽守着“春蚕丝尽，蜡炬成灰”的心甘情愿;一部分是把工作当事业做的，他们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尽管可能并没有太多的热爱，但是享受着在这个领域里“封狼居胥”的成就感。

　　还有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吧，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职业。说得不那么冠冕堂皇，就是捧一个饭碗。

　　他们从大学毕业出来不久，背井离乡，来到北上广谋生，做不了中南海的保镖，就只好做媒体。拿着三五千的工资，一半或三分之一要交房租。买房是不可能的，结婚也是个梦想。最近的《媒体人友谊的小船是怎样翻的》描述出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写一篇文章和作一次报告或即兴演讲不同，它首先要把逻辑搞清楚，连逻辑都不通的人不配写文章。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横扯，因为横扯可以不讲逻辑，扯起来很轻松。逻辑是个几难学的东西?它要求思维的精密度非常高。写文章最起码要把两句话、两段文字之间的因果关系密不透风地接上，平滑地过渡，这是不是很费脑筋?

　　写一篇文章要遣词造句、润色文华、谋篇布局、提炼要义，这是不是很费心机?很好的语感、细腻的表达和在知识系统的边界上找到创造性的思想发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为此，作者要开动夜车，抽大量的烟，喝很多茶或可乐或咖啡来提神，吃一抽屉的垃圾食品，这是不是很伤害身体?

　　此外，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经过反复校对、审读，并取得认同，多次往返联系、一改再改，这是不是很费时日?如果哪位企业文宣人士对文章不满意，或者换了一番心境之后觉得某篇文章不适合发表，一枪就把文章给毙了(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写作人接此消息天旋地转，欲哭无泪，这是不是很悲凉的事情?

　　亲，写文章很苦的。

　　还有那些跑业务的人，动车接着大巴，大巴转着滴滴，三餐不继，四体不休，白天接着黑夜，上班日接着双休，长期在外，孩子不敢生，家人不能陪，劳心劳力，上帝见怜。

　　如果让企业从业人员来写这个文章，他们的苦水也是一串一串的。

　　企业、媒体从业人员都是很辛苦的，我想到“体谅”这个词比其他任何话语都要好。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颜值最低的话，也不过于他(她)要混一个饭碗。但这是诚实的劳动，没偷没抢，不扯不贱。威廉·帕金斯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似为我们进行过辩护：“在一项主要职业中勤奋劳动，使得一个人足以养家糊口。……成就、财产和财富：它们是上帝的赐福，要让人好好使用。”

　　即便是当一个饭碗，他们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充满激情，天真单纯，或者执着顽强，锲而不舍。

　　诚实的劳动是值得尊敬的。

　　我的这个心情小文发表的时候，我正在两个主要的德语国家旅游。这是一个意外惊喜，因为当初我写福维克公司三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功利想法，我甚至连公司总部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非常喜欢福维克的品质。当然对德国历史、文化、音乐、足球、啤酒、山川的喜爱以及了解也是支配我的写作的一个原因。能够得到认可对我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件事也说明了企业对媒体有价值的劳动并非一味地忽视。

　　我逍遥地寄情于世界美好河山去了，匆忙间无法把直销企业和直销专业媒体的关系说出哪怕有一点价值的见识，我的同事将继我之后发表他们在此方面的心得，希望大家仁爱地看待他们抛砖之举，并奉献自己最好的思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