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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那些抱着执念，在任何场合随时可以开争的人，总是退避三舍。

　　这并不是说，那些争论由我引发，或与我有关，也非指他们身上有戾气——那些争论的物理主体，也就是那些人，往往激愤的样子，使人觉得他们随时就要抡起臀部底下的小板凳了——把我吓退。不是的，他们都是温雅的文明人。但是这些文明人，往往一开争就把话说得很满，说到语言、事理的最高级了，接下没得争的。

　　日常争论若此，著文亦是。譬如：“没有仪式感的人生，永远都会灰头灰脸”“不读此文，你的一生就白活了”“人最大的修养，是知人不评人”“干大事的人，从来都不要脸”“你可以不圆滑，但必须懂世故”。不但著文，随口哇哇也是照着轮子走的：“中国足球2050年将达世界最高水平”，信手拈来这个出自中国足协副主席的例子，中国梦又多了一梦。自媒体时代，做做标题引发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令人尊敬的学人那里我依然能够读到笔调圆润、观点有据、商榷语气、平和温婉的文字，立判世人发声犹若高山深壑，并非没有高下之别。

　　还有非对即错、你错我对的“教父”姿态，以及那些充满傲骄的文字。这些傲骄的文字，在某些时候我读了热血沸腾，某些时候深怀恐惧，譬如时常转发在朋友圈的“不要和猪争论问题”之类的文章。写作此文的人应该有很大的物种和文化的优越感吧，但于我丝毫不敢抱持，不敢看也不愿苟同。若吾蔑视他人为猪，焉知吾在他人眼里就不是猪了呢?老实说，作为一个一米八零的个头一百八十斤体重的活了大半个世纪的老者，我一生都没有学会无论是暗喻上还是字面上的对于“猪”的鄙视和断无可能委身期间的态度。

　　23岁举枪自杀的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以对众多的动物进行评判验证了他的“优秀的格言家一定充满仇恨”的观点，他说“马的行为举止缺乏逻辑性，非常紧张，神经衰弱……与精神错乱相似”“狗和兔子是胆小鬼”“驴主要是固执、僵化和自满式的愚蠢”，猪，他也是有评价的，当然，它不高明。在性格术语上，他认为人在精神上与动物有具体的相似性。

　　猪和人是被不同的命运方式决定，并且在灵魂转世之刻也断无互换位置可能的两种生物。被骂为猪的唯一出路不是试图装出人的样子，而是彻底地去做一头纯粹的猪。我18岁在洪湖做插队知青的时候和一个金姓的志愿军老兵、一个叫肖希连的知青同伴一块养过一段时间的猪。关于这位金爹爹，我想多说几句。他打仗负过伤，退伍回乡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唯一的一个儿子也不愿养他，大队就照顾他看养六七头猪，生活孤单、贫穷。当时村上如果有婚嫁喜事，一般送三五元礼钱吃喜酒。酒席中最贵重的一道菜是油炸肉丸子，不多不少，平均每人三个。有一次他去村上吃喜酒，回来时掏出一块手帕包的东西，笑嘻嘻地当我们的面打开，正是三个余温尚存的肉丸子，分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农民的善良和质朴感动着我至今不忘。

　　我们养的猪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在当地农村，这叫“僵猪”。我们想尽办法提供清洁的居所、可口的伙食也没有办法让它们长肥长壮。因为是“国家财产”不能随便处置，我们就得一直喂养下去，这使它们在永生的道上迟迟不能上路。高级物种与其他物种唯一的区别是语言符号，猪的快乐是我们不可得知也无法体会的，它不会写出来告诉我们。那些猪们每天都乐呵呵地朝我们开心地笑，命定之欢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类为了食肉，不会用酷刑折磨一头猪，依照人类“庖丁解猪”的本领，最后的解决在它们脖子上来那么一刀也一定会干得干净利索，所以，吃饱喝足晒太阳的猪就它们自身的条件和存在的空间而言难道不是很幸福吗?如果说猪的寿命不算长，但是比起龟寿，人类的寿命实际也是很短的。蜉蝣在一天中绽放生命的光辉，各个物种间，即使或有或无完美的生活，也都拥有完整的自我或本我。

　　身降人界实际上是不自由的选择，我甚至没有资格在此敲下“愿生生世世为猪”这样自视甚高的句子。上述的金爹爹还有一个生活来源，就是赶着一头公猪四处配种。猪的没选择就是自由的源泉，虽然被人类操控了性爱，但也丧失了机能而绝欲渐进为神，成为和上帝般配的物种。只有号称自由的人，才生活在各式烦恼中，才要在竞争中试图压制他人成为胜出者。号称自由的人同时还标榜仁慈、友爱、正义、公道、真理、信仰、制度、规则，站在道德的高地砍伐一切，要开着语言的拖拉机碾压他看到的一切。

　　不幸的是，现在开始要讲国学了。国学中有谬论，讲国学的人也有谬处，以“双谬”对付我们这些脑袋参差不齐人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很荒唐!所谓国学大师多了，国学没有了，正是事实。

　　某一天这事情就真的发生了，演讲者讲着讲着忘形了，开始炫耀他的身家过亿。由是我总结出从一个人讲什么可以大致判断出他的财务状况：资产在五个亿以上的喜欢讲宇宙，一个亿以上的讲国学，只有讲《圣经》的才是我等处在财富链末端的白丁草根。陈词滥调尚使我能自持，训斥口吻也还算了，但一到我听到谬论，就几乎要晕厥过去了。在那个令人恼怒的夜晚，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回家，但求以后不要再遇到这样的场合。

·2·

　　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很有先见之明地给我读了一本《天方夜谭》，这是我喜欢胡思乱想和不那么容易认可既定观点的肇因。

　　我一直认为人类的视野限制了我们所能看到的，甚至也局限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东西。而人类的想象虽然可怜不多，但最荒诞的也多半存在，“天堂”即为一例。长时间里我相信有个天堂存在，还认真找了本阿利斯特·E·麦格拉斯的《天堂简史》来读，但读来读去，仍然没有比在但丁的《神曲》中维吉亚带领但丁穿过地狱、交给他暗恋的情人贝阿特丽切的灵魂，再由贝阿特丽切引领游历天堂见到上帝更清晰的印象。在四维世界里，天堂是不存在的。

　　天堂是我们往生的乐土。一个碳基生命终将挂掉，这件事在我看来既荒诞又有趣。死，不可预测、不可描述、不可体验两次。它是一个特殊的瞬间，是命运赐予的意外，躲不掉逃不脱。既然如此，不妨像哲学家那样赋予它无限的价值。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为自己拟就了墓志铭：“生前是个编辑，现在是个死人”。当时我以为我会把这个自己写不出好作品也阻碍别人写出好作品的职业干一辈子。

　　我经常在脑海里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刻，猜测各式各样的情景。我的案头上放着一本《离奇死法大百科》，没事的时候就翻开一一对照，料想我会是其中的哪一种，是蠢死、被食物噎死、被猫吵死还是被一颗流星砸死?我把几百种性命的意外缩减至三十几种，反复揣摩，及至我终于明白过来自己按寻常方式告别人间的可能性应该较大，才不这样胡思乱想了。

　　我比较欣赏的是《教父》里科莱昂的死法：在花园里和孙子追逐着嬉戏，突然一头栽倒，就像一只西瓜摔到地上，就那么一下子完蛋了。但后来我读到出版五十年后才火起来的小说、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我又有了新想法。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话是：“手指开始松软，捏着的那本书慢慢滑动，然后快速越过他不动的身体，跌进房间的寂静里。”因为我家的书多，我尚觉得这种死法很优雅，适合付诸文字描述。

　　生物学(毋宁说是物理学)有两大奇特，一是生命诞生于非生命物质，这已经被证明了，简直太奇特了;二是生命将以某种形式永远存在，广义的生命不死。物理学家、诺奖得主费曼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整个生物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生物的死亡必然性得不到验证”，他推测死亡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肉身将永恒不朽。但这是一个纯生物学的观念，最终我找到的彻底解决我的精神问题的是引发二十一世纪物理学革命性的发现：量子力学，它开启了我新的生命认识。

　　嗯，真的，天体物理学成为了我的一神教，主宰了我的灵魂，攫取了我的心灵。爱因斯坦、费曼、阿西莫夫、萨根、丹尼肯、赫拉利的著作，从台中诚品书店背回来的保罗·波嘉德的《夜的尽头》和约翰·米歇尔的《神圣之美》这样的讲述自然与宇宙之神奇美妙的书，构成了我信仰之源。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爱奇艺里面流连不出，为的是翻看一部部BBC拍的讲述宇宙、生命起源、日月星辰诞生历史的纪录片。科学家和他们的探研扩大了我的视野，使之放到比人类史还要大还要远的宇宙史。

　　(呵呵，我也讲一下宇宙吧)

　　宇宙始于138亿年之前的一次大爆炸，之前它和一个原子差不多大小。今天，宇宙仍然处在膨胀之中，众多星球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月亮在以每年3.78厘米的速度远离我们，恐龙时代的月亮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亮要大得多。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第二力学定律是准确的)，那么宇宙无限的膨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生命的终结。

　　各种星球都将离我们远去，不再惠顾我们。100亿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宇宙将回归黑暗、沉寂、冰冷。啊，那个包容我们、让我们寄生、高悬于人类头顶美妙得不可言说的宇宙真的会坍塌死亡吗?那一天我们人类该何去何从?真的会有一个诺亚方舟或飞毯将人类接走去往安全之地吗?我们聪明的人类或更高级的智人会有办法解除这一场必到的灾难吗?没有了宇宙，是不是这一切文明史都将终结不会再现?

　　一想到这个事实，我心中无比哀伤。

　　我现在明白了欧洲造价超过80亿美元的对撞机是用作什么目的的。能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打开时空通道通往另一个宇宙的“上帝的粒子”呢?对撞机模拟的宇宙大爆炸只能接近光速，必须有一种超光速的速度才能发现地外生命。有一种说法使我很震撼：如今没有发现地外生命，是因为我们地球人出现得太早了。

　　地球人注定是孤独的，除了向自己学习，并没有任何可以学习的对象。历史上，很多过错、罪恶都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对错因为未来生有的远见而有颠覆的可能，但现在没有。标志文明进步的东西会出现在相当广泛的时间和空间中，而我们此刻无疑受到局限。

　　一想到这些，我的精神就开始颤抖。歌德在看到岩石形状的那一刹那，他同时看到了孕育它们的漫长过程;别人说，歌德体会了同时与大地和天空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身上一直表现为灵魂的升华运动。我的小我也在这一刻明悟了一个宇宙引发的道理：既然人类是在孤独中探索着前进，既然我们前无师者、后无追者，既然我们来生都不会相见相交，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相处呢?

　　我痛苦地发现，今年以来我出现了很不好的精神现象：一是健忘，发生的事情转眼就忘;二是爱喷，骂骂咧咧。尤其在酗酒之后，会无端地跑到某一个群里把某一个不相干的人指责一通。在我身边的人，无论是领导还是部属、同事，多有受过我胡闹之苦的。

　　老年真是一种顽疾。萧伯纳说四十岁以上的男人都是混蛋。叔本华说：男人过了四十岁……难免一点愤世嫉俗。我，应该是混蛋之中的混蛋吧!在我的狂吠中，包含着对人性、道德、品格的指责以及其他无理取闹。

　　现在是一个媒介时代(媒体和媒介有很大的不同)，在人人为爸爸的媒介时代，不要试图表明不合时宜的观点、看法，否则下场会很惨。笔名慕翼、出生于华侨家庭、定居香港写文为生的颜纯钩每写一篇文章就做好了挨骂准备。他先是参加台湾通奸罪非罪化的讨论，又再著文称不要随便为一宗婚外情下定论，结果炸锅了。那些“占据道德高地、始终道貌岸然”的喷子一拥而上，要去睡他的老婆、女儿、媳妇、孙女。

　　他天真地问：“不是出于对男女关系混乱的厌恶吗?不是出于对社会道德沦落的痛心疾首吗?”“既然一开始道貌岸然，怎么一转脸就露出卑劣龌龊的嘴脸，这不是有点奇怪吗?”还有，“他们带着这样对人间无以名状的恶意，该如何度过漫长的一生?”

　　坚持个人道德和群体道德的严格区分是美国基督教神学家霍尔德·尼布尔对基督教伦理学的一大贡献，他认为群体的道德要低于个人的道德，也就是说，在任何污秽的地方都会产生圣人。我不妨修正一下概念的内涵：一些“道德高尚”的喷火者是以群体道德替代个人道德，以此做掩护、做武器的，所以他们经常干得漂亮，说得好听。

　　站在道德的这一边也是有几种迥然不同的区分的，一种是嵌于灵魂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优点是持有者道德完善，缺点是对道德的观念固化，一种是像钞票那样，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在一个人道德的天空中，非人性的成分往往占了一半的面积，也就是说，道德并不能同时代表善，甚至不能代表美，要不干脆就是道德幕下演出的是另一场戏。

　　法国电影《沉静如海》写二战时音乐家出身的德国军官艾勃雷纳克住进法国少女钢琴教师妮安娜的家中，他的彬彬有礼、绅士风度，他们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一对敌对国的男女内心发生了微妙情愫，分别时妮安娜对她家园的敌人更是泪水涟涟，不能自己。

　　体现着人类崇高精神和道德最高律的古典音乐被正义和邪恶势力通用，如贝多芬，如瓦格纳。在纳粹的党代表大会上，播放或者现场演奏次数最多的作品就来自于他们。德国空军飞行员听了这些体现崇高思想和善良精神的音乐，“第二天驾着战斗机向伦敦或莫斯科前线飞去便斗志昂扬，勇气倍增”。这是纳粹报纸、电台经常有的报道。

　　最耐人寻味的要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恩格斯说它将成为全人类的颂歌，列宁指出它比《国际歌》更具革命性;冯·卡拉扬为纳粹政府指挥演奏该曲，多年以后，他又以此曲赞颂自由欧洲的统一;它一路伴随着为他们的天皇赴死的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也一路陪伴着为反抗一切帝国而捐躯的战斗者们;希特勒也喜欢哼唱它，有一次他说贝多芬才是真正的“元首”;美国著名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它反对种族主义，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将它用作种族隔离宣传的背景音乐;1961年，在第九交响乐的伴奏下，柏林墙竖了起来，1989年，在第九交响乐的伴奏下，柏林墙倒下了(见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镜子》)……

　　它最出彩的部分《欢乐颂》成为欧盟的盟歌，前不久张艺谋也将它作为一台晚会的终曲加以演奏了。

　　不是你借用的，也不是你叫嚷的那种道德、善良、信仰和正义支撑了你的形象。蒋勋说：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便开始分离。

　　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道德欠奉的人。

　　想想我们有没有对权势的屈从、对公物占有的贪念、对侵犯他人的快意、对他人不幸的旁观、对需要积极响应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对他人出于某种意图的诬陷、对重要性不同的人采取不同对待态度和对异性身体的邪念(尽管大多时候我以为那是审美需求)?光是女人亚麻色或漆黑的秀发就会使你分心，就是这个原因早在罗马时期基督徒圣哲罗姆建议妇女的头发应该被全部剃光，历史上以至现在还多有要妇女蒙头，杜绝男人的凡心撩动的。难道我们再进一步去遐思不属自然?

　　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广而问之：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在此我抄录卡夫卡的一段话为答：“有信仰的人无法给信仰下定义，没有信仰的下的定义则笼罩着被嫌弃的影子。因此，信徒不能说，非信徒不应该说。先知一向只说信仰的支撑点，从来不说信仰的本身。”

　　道德观也是，如果我们对于道德的沦丧那么开心的话，第一：道德最应该是，也只能是出于对个体的自我检视，对自己行为的反省，而不是批评他人的武器。第二，你去看看一个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美国女人在TED大会上的演讲，她曾经被全世界羞辱，被称为“娼妇、荡妇、婊子、蠢货”，她的演讲题目是《羞辱的代价》，发表时间是她41岁时，演讲获得了18分钟的掌声。(另外，你可以参见另一个“荡妇”居里夫人的传记)污秽泥水仍然可以洗刷出天使。

·3·

　　关于道德、良心的吐槽总是包含着凑热闹、刷存在感、伸张他心中的主张或怀有其他目的。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一些寻常目的我总是抱有不正常的嘲讽态度。“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上床都是耍流氓，”很正常的一句话，我却在脑海里浮现的是两个人在床上讨价还价、争执不休、最后干脆打了起来的情景。因为奔着目的去的，人在交往的时候会连常识也省略掉，使动作变形。并非生活中所作所为都有目的。一个人仰头看天空，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星星呀!为什么要看星星?难道不是啥也不为，就是觉得星星好看吗?也正像我现在写文章，写得再好，也不会有公司请我去做操盘手，我自然也没有这样的目的。

　　前不久的桥段砍柴的和放羊的聊天，这个一定要有目的吗?我尊敬的三省老师就此发表感慨：“这两天怎么那么多人发放羊和砍柴的鸟事，就是闲聊又怎么样?人的交流一定要有利益吗?闲聊是人生极美的风景线。”我自然是为他的见解叫好的。

　　当然你说这是生活的细枝末节，砍柴的不能终生定在那里闲聊吧，他除了生活琐碎还应该有“诗与远方”。在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地、星空和宇宙具有何种伟大、壮观的景象，这种意识会带来思想上的升华，我们就应该有多大的抱负，而不是仅限于神游。人往往会在热闹景象与务实做法之间顾此失彼，不是忘记了砍柴，就是遗弃了“诗与远方”。前者和后者并无内在的逻辑关系，连矛盾的统一都没有。它们属于多维空间，而不像一维空间那样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这世界非常成功的人很少，是因为处在高维的空间并非易事，只有处在高维的空间人的活动范围才会广阔，才能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才会有更辽阔的眼光，把柴、诗和远方一并揽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砍柴的最好时机，我可以去做一名颇有成就的书商，三天拼凑出一本成功学的书去热卖，指导别人成功最令人信服的方式是自己先成为人生赢家，这已经放之四海了。但是鄙夷不合时宜地发生了作用。我目前处的一个行业甚至说一个时代对物质文明充满礼遇，它不赞同至少是以沉默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叽叽歪歪的人，那些满脑子不切实际的人，只会吟唱荷马《伊利亚特》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人，那些看上去很美鸟毛的用也没有的人。如果早点思想开窍，我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嵌进意识和行为里，隐瞒我的态度和恶感，一切顺着我的目标来。这样的话我就会在一个海景房(真心地说这是我最期望)伸出去的露台迎接着海风吹来的雾帘和伴随着浪涛的鸣唱写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一条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马路和一条间隔几分钟就神经质地轰隆隆来一下的高架轻轨的夹击下，望着窗外武汉这个南方小城市阴晴不定的天气烦躁地搜索词句，我脚下肚子里还有一条地铁线、街前路后还有公园、医院和大小林立的餐厅、店铺没有算呢!在这样的地方连放的音乐都感觉跑调了。塔勒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写了一个能听维瓦尔第的《四季》的交易员眼见他对面的邻居住的房子要大得多，开的车比自己的豪华，“理性的轻蔑，不能掩饰个人的羡慕”，这戳中了。

　　我喜欢读塔勒布的书(还有那本长期霸占排行榜榜首的《黑天鹅》)不光是可以长见解，是他的调侃常常让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尽管调侃的对象包括我在内;他吸引我的不是高智商，而是他良好的通识教育的背景，尽管这背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不是他论述的学科在我欲了解的知识范围内，而是他对概念的准确使用和清晰表述。他治学的严谨，帮助了我逻辑思维的形成和写作态度。要是能在他身边工作，我愿意做个打字员。他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咖啡厅里冥想，自称是个过度的现实主义者，但也崇拜美学，经常为某些模糊和含混富有诗意的东西感动;他的博学、机智以及颇为对我胃口的观点(其中之一：我讨厌那些没在图书馆做太多功课，就以为自己对某一主题拥有原创性和深邃高见的人)使我以他为友。他用非线性、随机理论从遥远的国度支撑了我内心的那点东西，既包括对学问追求精神的骄傲，也有对人生无序不必强求的安慰。我觉得他的书非常适合生活平凡者反复阅读。

　　我们接触的是一个“奔腾不休的多头市场”，“多头”指的是环绕我们身边的尽是财富赢家，那些住豪宅、开跑车、喝拉菲、吃鲍鱼的人，如果拉菲贬值了、鲍鱼也不算什么高档东西那要怪我孤陋寡闻，我一直觉得这是上档次生活的标配呢!这里仍然要说的还是塔勒布提到的“存活者偏差”，即我们忽略了大量的失败者没有被历史记载，也不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侥幸突破重围赢得人生的成功人士，便会以为只要设立一个目标，每天起得比鸟早，努力勤奋，兢兢业业，就可以取得和他们一样的物质成就。实际上接触到这么多的成功者只是因为工作性质造成的，并非我们自己就是富豪俱乐部成员之一，也不代表我们周围尽是这些人。“生命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呈现不公平的”，理解塔勒布这句话并不难：某个人身上带有传染性的病毒，但是挨他最近的人丝毫无事，倒是隔了三条街的人传染上了;再比方，世界只能容纳一百亿人，你恰好是第一百亿零一个，最后那一根稻草。为什么偏偏是你而不是别人，这根本不是用代数学说得通的。当你妈妈在生命之池等你爸爸的时候，爸爸游慢了。爸爸游慢了也是一个随机事件。抽奖、陨石砸到某个人头上都是随机的。人的命运是随机的结果，不由命定就是一种命定。

　　在生活中发现了自己不及他人之处，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噩耗。如果为此痛苦，我倒是有两个对付它的建议。一个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一块石头或一团解不开的毛线，这团毛线除了剪成一节节外，无法再理顺经脉织成漂亮的羽毛般的外套，这可以让我们因为绝望而彻底死心;石头是收缩的形象说法，即把痛苦压缩成一个无缝隙的东西，不让那种无可诉说的痛楚蔓延，这是对于情感迟钝的人而言的。如果你血脉贲张、情感丰富，我还有第二个建议，那就是去升华和找到消遣的方式，到音乐、绘画、哲学、山河、大海、星空、动物世界去寄托思绪，挥发你旷世的情怀。在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从年轻到现在老去都是这么干的，颇有成效，所以才不惧好为人师的坏名要告诉出来。

　　这世界没有一种人生方式是完美的。那些锦衣华服、众人仰望、追求灿烂年华的人，我曾发现他们是最大的矛盾体。他们经常在朋友圈扬言要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村落、一茅屋、一杯清茶、一壶浊酒、一条狗、一个人、一目山景、一世秋光。有的说是老了就去过这样的生活，有的现在就在打算。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我倒要提醒这千万不要相信。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嗜好花花世界的人改弦更张变异到这个程度的，身边也没有一个踏上去往终南山之途的人;要是没有从世界各个角落打来的生意上的电话，没有众星捧月、万人喝彩的舞台，没有满世界飞来飞去那种忙碌带来的存在感，实际上他们根本一天都不会习惯。如果哪一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人，才会相信我的断言是主观性的错误。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生中我唯一向人推荐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那里面有我稀薄的理想，但是我做不到，在没有Wi-Fi的地方我一天也活不下去。而这些你是可以做到的，所费不菲，实行起来没有困难。当我发现确实是人生的宿命主宰了自己，或因为年轻时不求上进，到此刻想改变已无机会，毫无还手之力，我的原则就是尽量找出自己一生快乐的时光，在自己生活历程中抽绎出合理性，嘚瑟到底，绝不认输。漫无目标其实就是一种目标，所欲不多正能够使我们单纯地处于了一种原态的轻盈和无瑕。

　　这我多少还有点体会。我曾被不止一次告诫要注意穿着打扮，因为“别人没有功夫不通过你的外表了解你的内在”。一个人的外表可以通过良好的穿着得到修正，这道理我明白。但是穿着过于正式或者在衣柜里添置价格不菲的世界名牌，我就被它们奴役了。在筵席上不是大快朵颐而是要精心照料衣物不被油水溅上，搁一块大红布在胸前，好像我们不是来进餐的而是来斗牛的。

　　有些行为如果和教养挂钩的话，我便很吃亏。譬如我喝红酒，不是像别人那样一盎司一盎司地喝，基本上是倒满一大杯然后立刻干掉;不像别人喝之前还要摇晃摇晃，我至今仍不明白这么摇晃一下对味蕾的快感究竟有多大的帮助作用，所以我在别人做这个动作之前早就把酒喝干了。喝红酒正确的握杯方式：或托杯底或翘起兰花指轻掂细长杯柄，我基本上置之不顾，从来便是紧攥杯身，好像我握的不是一只红酒杯，而是我的工资卡。其实，对于不伦不类的打扮或土里土气的行为举止带给他人不良的观感，我是深怀歉意的。2015年，在间隔了15年之后，我终于有了一套成建制的西装(上衣和裤子是原配)，用于出席各式正规的场合和在各式大会上发言。每次用完，我小心翼翼地收拾好，把它当神像挂起来，以便下次再用。几个月前这套深蓝色的西服差点遗失在慕尼黑希尔顿酒店了，在旅行社的帮助下经过辗转又回到我身边。它对我很重要，穿上它我看起来才比较像一只体面的猴子。

　　活得自在，粗布轻衫、薄鞋便服仍然可以踏着《夕阳醉了》的节奏愉快地归家，一抬脚就踢出一串音符。内在的东西是用于精神自我满足的，它私藏着、以一种不可显现的方式成为自己的寓所，是对现实繁华喧嚣的避让。别人是否了解，并不重要。

　　在砍柴、诗与远方之间，我要是能够看到必然的联系，那是件值得欢欣的事情。老实说，在大多数人，彻底地说，在所有人那里，这种联系尚属一丝迹象。如果我活的更长一点，再活二十年，会看到更多的关联。因为这需要时间的跨度，需要精神成长和灵魂开窍，是一个从量到质的变的过程。对于那些一心埋头赚钱的人，他永远处在原始积累期，有十个亿了，还要向百亿、千亿进军。他的“诗和远方”和我们所说的大不相同，属于一种粉饰的表述，概念并不清晰，或者还有点夸大，甚至还是伪装。就像说到“成为社会主流”，我从头到尾没有明白这是啥意思，是从体量而言，还是精神方面的追求呢?还是希望别人成为次流，好使自己如高山巍巍让天下人仰视膜拜?一个小众的行业完全可以自得其乐、精心打造、放出异彩、留辉人间，而不必在乎体量有多大。就像一百多年前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形容日本的小而美，说它“应放入玻璃盒展示”。 说到“初心”，三省也有直白透明的说法，不同于其他人的粉饰说辞。资本主义就是靠赤裸裸对财富攫取起家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本来是对金灿灿的矿物贪婪引发的，连教士都放弃布道以博尔特的速度冲向那块蛮荒之地。要是一个人在对物质财富疯狂攫取后引发了富豪的怜悯甚至培育起人类之爱，那是后话。砍柴就是砍柴，大多数人不会在砍柴和诗、远方建立一条通道，任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会被蒙蔽。

　　最为可怕的不是粉饰自己，而是隐藏，在一种意图掩护下达到另一种意图的伸张。表面上是这样一种说辞，实际上要达成的目的密不可示，表面的说辞冠冕堂皇，隐藏的目的不怎么样。使我惊讶的是，光荣的面具和实际的功利往往只能取其一，却在一些人那里统统要了。但是，对于生活中这种隐藏的探究有什么意义呢?它只不过是缺乏向我们的心灵传递一种充满密意的信赖，别无其他。

　　真情实意，只是为了找到关系支点，而彻底的袒露就和时光倒流一样几乎不可能。 1969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为了宣告他们对性的观念，决定以待在床上一周的方式结婚。这样一件小事居然沉沦为记史学的对象。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迷失之途，拨开迷雾露出轮廓，为何这一蓝图从不曾实现?说实话，我自己也无法做到。我常常也在做出高怪的样子，因为我身边都是直挺的、在承重之下仍然保持昂然之态的人，在“只有一个人生”(以前我们为周国平著作起的书名)的情况下，我不想活得太难看。我在装神弄鬼之余唯一保持的纯真的地方，是我通常会袒露我的劣根和令人厌恶的地方。我有处女座的一切毛病：不喜欢模糊的说法，不喜欢说废话和从同一角度把一个意思重复三遍以上，不喜欢被别人搅乱生活，不能容忍逻辑错误，无厘头地批评，酗酒，吹毛求疵，喜欢嘚瑟，为人还有点流里流气。虽然你们一时没有发现我的流气，那是因为场合的逼促、他人的眼光以及一些文化的元素包裹着真相，被文化伪装起来的我骨子里依旧是流里流气的，你尚未发现也不会改变我就是个流里流气的人这一事实。这世界上有很多圣人，但我不是。因此，你可以据此决定和我关系的距离，可以躲得远远的，可以稍微近点。坦诚的作用就是减少关系的层级和失望带来的忧惧，彼此轻松。

　　真正的生活中“诗和远方”是可以得到单纯的表现的。它创造一种视野，把我们引向承认存在着比自己更大、更高的东西，并且提供避难之所。一个人需要委身于世界，需要找到他的精神寓所，这就是海德格尔问的“你的奥林匹亚在何处?”1962年，73岁的他站在古希腊的废墟上，引用“面包与葡萄”的第四节来进行苍茫的“天问”：

　　而那些宝座呢，它们在哪里?那些神庙何在?那些祭罇在哪里?

　　它们斟满了琼浆?那些愉悦诸神的歌曲何在?

　　那些渺远中的箴言究竟在哪里，在哪里?

　　德尔斐在微睡，伟大的运道在哪里发出声音?

　　这是对人类命运之问，也关系到我们个体，发出的是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也是对美神的痴迷和无望的追求。他曾经说过“人当诗意地栖居”，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在引导我们找到精神家园，成为自己的主人。人在精神领域不停跋涉，为的是“能够保证神的一种到临，并为庆祝神的到达准备好值夜人”。这就是我将眼光投向宇宙天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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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心动念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六月。每年六月降临，我会不由自主地翻出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一遍遍聆听，每年的六月都在做这个动作，每年的六月也都过得好快，现在已经要到十月了，生命真的在流在逝，一刻不停。生命终极意义问题使得我对天体物理学发生兴趣只不过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但它影响了我。而这一切只源于我偶然读到阿波罗14号登月舱的驾驶员埃德加·米切尔(1930-2016)的这样一句话：“我突然感觉到宇宙即智能、和谐与爱。”

　　起初，我内心里驻有一个小人，意图就一些人与事搬出些观点和看法。但写着写着脱离了初衷，最后干脆另起炉灶，形成现在这样一篇文章。涉及到生命、宇宙这样的话题，我实在没有办法让心中污的成分占据上风。

　　对宇宙的观察、崇拜、欣赏始于人类仰望天空的第一眼。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把居所建在地势高的地方，以便有宽广视野，实践物理，观察世界。皇帝哈德良、朱利安会特地安排“站在树木茂盛的高处，以便在鸡鸣时分观看日出”。触及星月之美、借助思想在宇宙中的飞翔，到了歌德那里成为一首首优美的诗篇中咏叹的对象：

　　在高处与低地处之间，

　　我在飞翔中快乐地观望

　　缤纷色彩悦我心

　　天空之中真自在。

　　当白日遥远的蓝山让我迷醉，

　　当夜晚繁星闪耀

　　在我头顶发出灿烂的光华，

　　所有白天和所有的夜晚

　　我都赞美人的命运。

　　只要他一直思考公义

　　就一直拥有美与伟大。

　　这样的诗，对五十、六十年代的人不是荼毒，而是精神丰满之翼;对七十、八十年代，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已经很漠然;对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如果用得上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的妈妈要穿着布拉吉(Blazy)在一场怀旧的诗歌朗诵会上找到合适的颂歌。既然以浪漫为标准，天空最好。天空是我们既可以仰望又所知不多还可以胡扯的宇宙部位，抒发了浪漫主义情怀又还有一点科学追求的成分。不过，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的渺小感却是共同。至今一些天体物理学家不愿相信存在着平行宇宙，便是害怕人的渺小感愈发强烈。

　　但是，生命确是奇观。生命积攒能量的过程实在是太久远了。它的产生是一系列无序向着有序排列的神迹。在这其中，哪怕有千万亿分之一的错，便不会有这一上帝赠送的礼物。35亿年前，宇宙中第一次出现了单细胞生物，能够独立存活的生命体。它们的体型，最小只有200纳米，也就是一米的两千亿分之一。然后，沉寂了30亿年，才开始我们今天看起来加速了的演变、进化。生物从海洋中爬上陆地，学会用肺代替鳃呼吸，地球至少又经历了五次毁灭性的打击。

　　要不要感谢日月星辰的排列有助于生命栖息地球的善意呢?地球在无数次陨石和小行星撞击蹂躏下接纳天雨形成海洋，创造了生命孕育的媒介条件;太阳在引力的作用下就高悬在那个位置，不远也不近;刚刚过去的是处女座月亮的生日，荒凉贫瘠的月亮背后满是坑坑洼洼，那也是陨石和小行星撞击留下的痕迹。月亮诞生以后，以身挡枪，拦截了无数本来冲向地球的子弹，引发地球海洋的潮汐、洋流，促使了生命的进化。月亮是地球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神，人类和月球有诗意的爱的关系。

　　那些兀突翻腾、横冲直撞的星辰、云团许多也离我们有足够的远，不致毁坏我们的家园。这更要感谢木星。这个八大行星中体积最大、自转最快的行星，它的气体性质使它犹如一个柔弱的女子，却靠巨大的引力改变了无数冲向地球的陨石和小行星运行轨迹，每个月它都会被蹂躏几次，始终守护着地球安然无恙。宇宙史中它只有一次疏忽，那次疏忽造成了恐龙的灭绝，其他时刻它都是称职的。为什么一切安排得这么好?这么善呢?众神与其至上之神都铭记于日月星辰，天人共生，人我共生。为什么这之前，我却只有巨大的人生的虚无感?

　　我是一个对实物充满信任并感到踏实的人，电子阅读时代，我仍在老套地把纸质书一套套搬回家。但对历史，我则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存在了，那他跟秦始皇、汉武帝、威廉二世、尼采一样：毫无知觉。区分这些平凡和不平凡的人自然有坟茔的巍峨和小得几乎为无之别，以及是否在某些出版物、博物馆、神迹一般的建筑物上有记载和昭示。既然是虚无，任何人都可以委身其中，接受万人瞻仰。你可以指着地上一只蚂蚁说这是秦始皇，指着另一只蚂蚁说这是拿破仑，或者把他们颠倒来说也一样，这都是没有关系的。那些最伟大的人对于子女的荫庇也有时间属性，孔子第七十一代或七十二代子女既可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可能是东京街头餐饮店送咖啡的，那些伟大的王冠对他们有多大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我对所有的语言文本都持有欣赏，唯一厌恶的是一个叫“悼词”的东西。对于一些像鼹鼠一般安静而卑微活过的人，如果在一个单位默默地待了几十年，他是有可能被这个可恶的文本临幸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颂扬的话的机会。对于他的耳朵，那是极悦听的音乐，可是他听不到了。没有耳朵的人，就跟没有乐队的贝多芬、莫扎特一样。我假设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听到他的悼词，他会不会更安详地告别，不留遗憾地走?如果有一天对我这么干，我并不反对，只是希望文采好一点。人，生而平等，为什么某些人一生自始至终听不到褒扬呢?

　　我小时候极其渴望夸奖，却不多得。如果年少时如我期盼地得到一些好听的话，我应该会乖巧得“人畜无害”，面目也不会那么可憎，过多的批评、挑剔却使我发展起了非凡的轻讽才能。人的任何智慧都是从恶中滋生的，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个才能使用在上司那里，会把他们的脸立刻拉得很长很长，把他们气得恨不得用三星手机把我炸了，因此他们多半希望我滚得越远越好。我现在的性格和平而能自制，温良而有谦卑，但以前的我是以惹毛他人为乐的。我现在到了喝粥之年，不敢惹人了。一个孔武有力、血脉贲张的小伙从我身边疾步走过，刮起的风足以把我卷入车轮底下，我谁也惹不起。所以，我以为手长的人的德行，非为自主内修结果，而是岁月磨损使然。不过我从这种厌恶中得益不少，就像此刻我正踏上去往马来西亚沙巴看大海的路上，却无人察觉我的消失。

　　用一种保存实物的方式吊念，以每平米数万十多万的昂贵价格，弄点水泥和花岗石建一个永久性的埋骨之处的做法，我越来越觉得没有前途。按照我这一代人子女的情况，按照这个世界变化的趋势，恐怕不出三代，就没有后代亲往扫尘了。中国的乡村正在消失，那种祖坟集中祭拜的方式也非万全之策。1995年某一天晚上我陪女儿看电影《狮子王》，当看到失去父亲的辛巴被引向仰望星空，立时泪涌。新近丧父的我觉得父亲正在星空中看着我，我在星空中也找到了他。所以我曾想，这个世界应该有个国际机构，专门负责每一个新生儿以星辰命名。宇宙中有一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又有一千亿个星辰，分配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绰绰有余，不但够用，各位还可以像选钻石那样挑来挑去，不满意还可以换。星辰代替坟茔，凭吊方便、诗意。如果某个富豪希望保留实物，他可以租用“长征二号”把它们发射上去，而我却只想在高悬的太空中眨巴眼睛，一闪一闪，体现曾经的存在，供后人寄托思念。我的主意甚好，可以节约大片的国土，也少了孤魂的幽怨。

　　我希望分配给我的星星离宇宙的边缘近一点，这样方便我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找寻另一个“我”。中国科学家正在争议要不要耗费巨资建大型强子对撞机，它是用来测试额外维度(生活中常见三种维度，加上时间是四维，现在要测试九维，加上时间是十维)进而找到新的更重版本的粒子，再去验证平行宇宙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猜想。天体物理学家已经发现了有很多能量从我们这个宇宙流往另一个宇宙，黑洞可能是通道。

　　对宇宙我们有多少了解?有限的我们只能证明某些东西存在，却不能证明某些东西不存在。许多被证明的东西也在受到新的科学方法论的质疑。塔勒布写作时受到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卡尔·波普尔可证伪性思想的影响，他买下了波普尔所有的书来啃，《黑天鹅》的书名很明显带有证伪主义影响下对既有理论进行推翻的意图：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力证人们不相信事物的存在。他引用别人的记载告诉我们波普尔是一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浮躁易怒，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四十岁以后开始自绝于外部世界，不受其他声音的干扰，直到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使我有小小的得意的是，家兄董毓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哲学硕士时，正是在波普尔亲自指导下求学的。在波普尔伦敦郊外的寓所，他们喝茶、聊天、探讨学问。对于一个东方年轻学子，波普尔亲切和蔼，不厌其烦，每次迎来送往，不摆架子，足见他也会“对别人的事业生涯或私人生活提供良心的建议”的传言不虚。根据时间推算，那年他已八十八岁。因为这些因素，我开始了解波普尔科学方法论，努力学习审辨性思维的长处。科学追寻正是信仰的一大来源，一切未知则是科学领域、神奇事物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

　　早在歌德那里，就有了将我们带入另一种生活空间的希望。他坚信，人类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将生命在更高的存在范围内延长并强化。今天的量子力学有颠覆传统物理学的科学进步，取得的成果初步证实很多我们以前不相信的东西。量子力学论述，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对一个粒子的扰动，另一个不管相距多远的粒子立即就知道了。这个现象叫量子纠缠。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的唯物史观受到空前的挑战，新的信仰开始出现。人们相信意识不是物质的副产品，而是物质的一个基本属性，在量子水平、微观领域里它就自然存在着。宇宙的万事万物既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意识)的一面。

　　人们不会用物理学的术语说“我用带着爱的意识的粒子爱着你”，但是一当意识带着爱，也就意味着那种粒子终身有爱，循环不已。爱的粒子可以同时具有多个姿态，可以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地点出现。量子纠缠一旦发生后，能够区分和识别这种关系的特定粒子就“认识”和“记住”了这种纠缠关系。在我们肉体生命结束以后，意识仍将存在着。无数的粒子散落在广袤的宇宙时空中，终有一天另一个宇宙吸收了意识，再聚拢起来，继而流入整个宇宙，“我”成为别的物种回到宇宙。

　　天体物理学一点点、一点点在我内心建立起新的世界观，进而催促我思索生命意义，并对生命的天恩充满谢意。因为这种谢意，我们当使有爱的粒子去进入循环，好以最佳的姿态，去和其他的粒子结合。

　　我们的历史不仅有人类史，还有地球史、宇宙史。宇宙是有生命的。回归到中国古代哲学，所谓“万物皆有灵”，正是遇见了这一事实。宇宙教的目标也是强调了解我们这个世界，从某种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和完整性。对宇宙新的发现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东方古老文化，有人形容：佛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就像爬喜马拉雅山一样，一个从北坡往上爬，一个从南坡往上爬，总有一天要会合。

　　我们就在这个向上攀爬的过程中。

　　我的忘年交，充满善良、敏慧，在灵性艺术和援助弱者领域里工作的刘思远写有一篇非常打动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我更喜欢的话。当我告诉她，我需要转用她文章中一段话，但没有明确说是哪一段话，她却准确无误地把我要的文字发了过来：

　　我想起这一年出入过的各个藏区，在那些混合着浓浓藏香与酥油味道的环境中，虔诚的信徒们，合十高高举过头顶的双手，到眉心，到胸口，再从头顶至脚尖，全身匍匐贴向地面，跪拜，起身，再跪拜，如此反复，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太多的焦虑与戾气。我时常看得沉醉不已。在一个影片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你我都不是佛，喜怒哀乐，贪得无厌，吃喝嫖赌，执迷不悟，佛法是佛用的，佛法不适用你我的生活。但是，简单的印佛经，是未来简单的来生能幸福;简单的不作恶，是简单的敬畏必然而来的因果报应;简单的忍受长年磕长头般苦难，是简单的认定能让亲人少些苦难;这样简单下去，再简单下去，脑子没弯儿了，手脚有劲儿了，山顶慢慢低于脚面了。

　　这个攀爬过程中的谦卑、坚守，正是我需要的。她正在向生命的困苦抗争，心理能量主宰了她的物质世界。她告诉我的时候，我默然想了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病人。通过通观宇宙寻找生命意义，把量子意识加入生命的思考中，离苦得乐，亦在意控，我们是能够得救的。

　　作为自己一种被期望了的生活，人生不过是独一被约来参加战斗的竞技场。作为一个媒体人，无非是掌握基本技能：基于事实并不是全部，只是最小的一个要求。在全部事实中“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达到Ubersicht(综观)，这是我要懂得的第一件事。

　　在正确的时候离场和保持在场的状态一样重要，这句话也许和查拉图斯特拉说的“在恰当的时候死亡”一样，并非含有很大的玩笑成分。在生命的枝头我已经挂了好长时间，但在弩末之年，我也绝不能发神经，而要保持清醒，继续战斗。在宇宙的天梯上攀登，抚摸着生命的常青藤，孕育感恩与有望或无望的爱;一路女神递来的开着的花，芬芳、鲜艳，嗅着它，在明亮早晨的鸟儿的鸣唱中，看到天幕的蓝;有一天，世界辽远了，夕阳醉了，但是下山了，就像从一个原子般大小的地球迅速扩展到整个宇宙的轮廓，我们只身快速退去，坠入永恒的静。

　　如此的可悲无计，我们却可以期待下一个轮回的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