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网站盘点的今年“两会”看点中，“中医药”三个字当仁不让地以绝对优势成为网络热点词汇。原因毫无悬念，医疗卫生事业历来是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深化医改自然也再度成为“两会”的高频词汇。而发展中医药，振兴民族医药事业则是医改的题中之义。

　　五千年的文明史所孕育出来的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根同脉，融汇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辩证哲学等古老智慧，有着独特而神秘的东方意味。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嬗变和进化，在“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逐步探索出了中医药学这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瑰宝。

　　然而，由于与现代科学的脱节，近年来中医和西医相比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统计数据显示，到2013年末，中医床位仅占全国医疗机构总床位的13%;中医门诊人数占全国总门诊量15%，住院服务总占比11.9%;全国中医药机构人员由建国初80万降至现在20万;中成药总产值占整个医药工业总产值22%;中药出口额仅占世界中药市场的3%~5%，日韩的洋中药占据7成比例;中医院的药品中中药仅占40%;全国老中医专家仅1500人左右;中医院校毕业生仅3成可以当医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表示，2012年至2014年，中药获批的数量分别是37、27、24，分别占当年获批总数的6.0%、6.5%、4.7%，中成药产业在我国三大成品药市场当中所占比例较低。同时，中医药事业发展不均衡，大城市的中医药发展相对较成熟，边远地区医疗机构还很不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还有缺陷，高精尖人才、骨干人才、领军人才短缺，能够下到基层的中医药人才也很缺乏。

　　“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打造健康中国。”值得庆幸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医疗改革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为医改的重大课题被提到日程上来。

　　今年“两会”中，关于中医药事业的提案，最值得一提的应该算是中医药立法与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了。医药界有识之士亦在不断思考与探索，如何利用法律为中医药产业保驾护航，并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如今，呼之欲出的中医药法，似乎让我们看到蛰伏了数个隆冬的中医药产业，正在悄然苏醒，等待着一场春暖花开。

　　事实上，中医药立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不少中医学家人大代表为中医药立法奔走呼告。《中医药法》曾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广泛开展立法调研活动，标志着中医药立法纳入国家立法日程;随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中医药法(草案)》2011年底报至国务院法制部门;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中医药法》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一类项目;2014年“两会”，张德江委员长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将制定中医药法”，引发强烈反响;2014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4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完成了对该法律的意见征求。

　　而不久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以推进依法行政为核心，全力促进中医药法治体系建设”做为2015年中医药重点工作之一，将围绕推进中医药法立法进程，提出中医药法律法规体系框架，推动中医药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这意味着这部法律的正式出台已指日可待。

　　逐渐明朗的立法节奏伴随而来的是水涨船高的立法呼声。张伯礼认为，针对中医药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医医疗机构特色淡化，中药材资源日益短缺，紧缺濒危品种日渐减少等现状，通过推进中医药立法进程，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相应制度和保障迫在眉睫。3015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在做客新华网2015年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新华会客厅时也表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华民族的复兴作了非常大的贡献，希望国家尽快颁布《中医药法》，从政策层面上更好支持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除了倾心中医药事业的行业人士，中医药立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各民主党派也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今年“两会”，致公党中央提出“关于加快中医药立法推进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案”。而在2014年3月，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以“完善政策机制，推进中医药健康发展”作大会发言，“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和机制，加快《中医药法》立法进程”被提及。民进党则认为，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亟需正式法律的有效保障，现行200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力推动国家出台符合中医特色和中医规律的《中医药法》很有必要，建议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并重点就中医医疗机构的管理体系、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师考核评定、中药制剂、中药道地药材、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文化传播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民进党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中医药界人士的共鸣。

　　“现行涉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没有充分体现中医药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没有充分考虑中医药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因此，加快中医药立法进程，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发展十分必要和紧迫。”张伯礼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邓州中医院院长唐祖宣认为，已颁布十多年的中医药条例效力位阶较低，其法律效力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全面统筹中医、中药以及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发展，中国缺乏一部综合性的中医药专门法律，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医药产业发展阻力重重的根本所在。

　　众望所归如此，“立法将有效推进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已毋庸置疑。“中医药综合性法律的出台，必将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加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推动我国传统中医药产业的复兴和蓬勃发展。”康美药业董事长马兴田在两会中的发言或许道出了所有行业人的心声。我们相信，中医药法的出台，将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改善整个中医药行业的环境。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延续几年的“扶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变成了“积极发展”。虽然仅仅两字之差，传达出的却是政府破釜沉舟的态度与决心。要使中医药事业真正得到发展，立法或许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良好的开端必然为其冲锋陷阵吹响了号角。